經常感到疲倦，忘性大；突然覺得有衰老感……這是過度勞累的典型癥狀。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，越來越多的人感覺自己時間不夠用。表面上看，這好像是由于不同工種、工作環境造成的，但實際上，從根本上來講，這是一種社會制度之“病”。

    僅從法律上來講，我國《勞動法》對于工作時間的規定可謂超前，首先，法定周工作時間居于世界領先水平，規定每天加班不超過1小時，特殊情況下不超過3小時，每月加班不超過36小時。而在美國，除規定每周標準工作時間為40小時外，對加班時間的上限并沒有硬性規定。

    其次，我國還規定了較高的加班工資。比如，在標準工時制度下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在法定節假日工作的，要支付不低于勞動者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300% 的工資報酬。休息日加班的，如果不能調休，也要支付不低于勞動者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200% 的工資報酬。

    嚴厲的加班時間和高標準的加班工資支付，卻難以抑制職場普遍存在的“加班”現象。在勞動價值相對低廉的情況下，法律的這些規定只能是“口惠而實難至”。現實中很多勞動者在應聘的時候，通常會關心企業是否有加班的機會，因為如果沒有加班機會，他們就無法賺取更多的收入來養家糊口。

    而對用人單位來說，雖然員工加班成倍支付工資也會使用工成本上升，但是相對于招更多的員工可能導致社會保險、工傷保險、培訓費用、食宿費用成本更大程度的上升相比，用人單位更傾向于通過讓員工加班的形式來降低成本。于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加班的問題上形成了周瑜打黃蓋——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“兩廂情愿”狀況。

    因此，造成勞動者“過勞”的根源是法律制度之“傷”。關于勞動時間進行強制規定實踐證明只是“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”之舉，治療這一制度之“傷”的關鍵是“完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”，通過這一機制提升勞動者的基本工資水平，才能讓勞動者在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、金錢與健康之間做出合理的選擇。